近期，一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北京九汉天成责任有限公司担任宣传策划的书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引起了业内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它就是王东华的《发现母亲》。
据了解，九汉天成为此书的宣传前后投入数百万元。仅在长沙书市期间，就投入15万元，印发了10万余份宣传资料，并与长沙各媒体发动联合攻势；在书市主会场的显眼处安置了一块9×1．8米的大型喷绘广告，上面展示了全国各报对《发》一书的报道集锦以及4位当红名人对该书的评价。另外在京、沪、粤、辽等地均有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用心良苦自然也回报不菲：在签名售书这一环节，《发现母亲》卖出500套，仅次于崔永元《实话实说的实话》的700册，算上《发》高出后者一大截的定价，码洋上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同时湖南数家媒体也对此作了专项报道，为该公司在业内赢得了较好评价。
在当前书市低迷的状况下，正驰骋医疗保健品市场并获利颇丰的九汉天成分出巨资来策划一套书，这让人在不解的同时又不禁联想到另外两个名字：“科利华”和《学习的革命》。那么九汉天成与科利华之间有何异同？它的目的又何在呢？
不知是刻意避免在公众面前与科利华相提并论，还是“宣传公司的时机尚未成熟”，九汉天成副总刘昕对记者的部分问题采取了保留态度。他说九汉天成与科利华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也绝无抄袭之意，至多是“英雄所见略同”。比如科不是为炒书而炒书，而是以轰动为本环节最终目的，并直接为后来的股票上市、推出教育软件和最近的电子商务计划做广告；而九出巨资推出这套书的主要原因是对母婴教育方面的内容感兴趣。他谈到，该公司与科利华的企业理念不同，对文化产业的前景也作乐观预计，因此希望介入书业，作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当问及《发现母亲》推出后的具体计划时，他以目前精力、财力有限暂无明确部署为由拒绝透露。但同时他也表示“这套书只是一个前言，还有一系列打算”。
九汉天成另一位有关负责人谈到此番“初涉书业”时说，当初公司讨论推出这本书时确实是抱着介绍作者观点的目的，因此在操作上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律、更没有像科利华那样做过多的硬性广告，倒有些像赞助。他表示以后九汉天成在这套书的宣传上也不会过多地炒作。当问及与科利华的区别时，他认为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商业利益，最终是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并伤害了一部分人的读书心理；而九是为了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母婴教育问题。但同时他和副总刘昕一样，对科利华《学习的革命》事件作了较高评价，认为科给中国的图书业上了很好的一课。
作为商家，以“社会效益”作为唯一目的是否有些夸张？《发》的责编汪氵弥认为九汉天成花大力气推这套书原因有二：一是作者王东华是该公司高层人员的大学同学，此番操作自然带有私交色彩；二是九汉天成对这套书更在乎其后续效果。据了解，该公司一直致力于“生态农业”、生物工程的市场开发，而这些与“母婴题材”有着天然联系。因此，不管是出于母婴保健品的开发还是向书业发展考虑，《发》都可以说是一次“投石问路”。他认为九汉天成与科利华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但很明显的区别是，前者刻意淡化公司，强化作者王东华，以期树立一个文化品牌；另外，科的宣传手段是全方位、以电视为主打，而九则主要使用报纸。
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的陈丽贞经理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科是全面开花，九则是逐个地区攻坚。她直言，九汉天成这样不计成本地宣传，在这套书上“肯定是亏得不得了”。北京图书大厦的一位部门负责人说，二者之间“太不一样了”，她认为与科相比，九在手段上更接近文人的做法，比较传统、规范，她也认同《发现母亲》的宣传做得比较到位，“让人挺动心”。一位资深记者则不太客气地指出，这两家公司各斥资百万炒作一本书，手段上虽有小区别，目的却都是为了长远的商业利益。
到记者发稿之日，《学习的革命》网上的销量统计数字已达到858万册；而《发现母亲》在短短两三个月内，总印数35000套也全部发行完毕。当然，不管是对于科利华还是九汉天成，“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本书的销量都不会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但不管这两家公司各自目的何在，结果又如何，这种类似的大规模推销攻势却扎扎实实向传统出版社的发行模式发起了一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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